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河内郡人司马直被朝廷任命为钜鹿郡太守，按理说，这事儿无论放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是名利兼收、光耀门楣的大喜之事，可对司马直来说，却成了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不是司马直不想升官，而是这官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做。感兴趣的读者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一、宁死不上任
在司马直被任命太守前，正值黄巾军起义，朝廷不断将大量钱财投入到军事战争之中。值此财政紧张之时，南宫又遭遇了大火，重修宫室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缺钱就必须想办法捞钱，宫中宦官张让、赵忠给皇帝出主意，一手收取天下田每亩十钱作为“修宫钱”，一手再将卖官敛财进行到底。此后上任官员无论是买官或是朝廷任命，都必须先到皇帝的西园去“议价”，皇上会根据其职位的等级来规定一个价目，名曰“助军修宫钱”。官员上任后必须想尽办法先凑足这笔钱送给朝廷，才能戴稳这顶乌纱帽。而司马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命为官的。
按照当时的“官价”来说，钜鹿郡太守一职应徼两三千万的“助军修宫钱”，朝廷考虑到司马直为官向有清名，于是特地给他减了三百万钱。当时好多人都花钱买官敛财，按说这也是笔有利可图的买卖，但偏生司马直就是人如其名，宁折不弯。他毅然拒绝了朝廷的任命，怅然感慨道：“我本应是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如今却反要我去剥削百姓，我于心何忍啊!”无奈朝廷不允，执意要他上任，于是司马直在行至孟津关时给朝廷上书一封，力陈时事之弊，然后吞药自尽。虽然灵帝在收到司马直的死谏书后暂停了“修宫钱”一事，但这毕竟于大势无补，潜藏在“修宫钱”背后的巨大黑洞正继续吞噬着这个王朝的基奠。
二、治世的背后
为何到了汉灵帝时期整个政府竟能做到如此厚颜无耻地去敛财?因为那时的朝廷真的被穷逼疯了。整个东汉时期，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尤其是通过光武时期的努力和积累，明帝和章帝统治时期政治较为清明，又累积了大量财富，甚至重现出盛世的景象。但海晏河清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的隐患。
从东汉创建之始，整个朝廷就不再只是刘氏的“家天下”，而是天子与门阀贵族的“共享天下”。整个东汉时期，外戚、宦官不断与皇帝分权，外戚的来源已经形成了固化的贵族阶层。作为皇后一脉的外戚和接棒大权的朝廷重臣大都是出自南阳大族派的阴氏、邓氏、阎氏和西北军阀派的马氏、窦氏、梁氏。这些门阀贵族的权势越来越大，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官僚仕进和经济税收。本应由朝廷控制的政权和财权两大命脉逐渐落入他们手中。失去了一部分政治权利和财政收入的东汉朝廷就像是一台只能部分运作的机器，缓慢而卡顿，即使是有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也万难推行下去。
在明帝和章帝时期，朝廷一直在维系着和北方匈奴战争的巨大军事开支，随后又有了羌族的叛乱。为了应付财政短缺，顺帝时竟公开向王侯借取国租并降低了官员们的俸禄。政府的财政开支一直在加剧却无法增收，最后只能通过西汉时的老路子“卖官”来暂时敛财。“卖官”的路一开就意味着朝廷在失去了良性财政增收方式之后借以让渡选官权利来换取暂时的钱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端，最后甚至演化为“逼廉为贪”的地步。
三、王朝的沉疴
实际上东汉从一开始就带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顽疾。在王莽短暂的闹剧谢幕后，光武帝刘秀引领的东汉又重新接续了西汉王朝的大业。东汉的各项制度基本上承袭了西汉，整个东汉一朝也只有小幅度的修补，这就意味着在继承了西汉的“玩儿法”的同时，也将西汉的痼疾一并接收了。
西汉后期卖官鬻爵的愈演愈烈就已经彰显出了王朝严重的财政问题，而这财政问题还得从汉武帝时说起。文景之时任用“黄老之术”，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民间经济自由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武帝时为了抗击匈奴，砸入了大量的钱财在军事战争上，前几代皇帝累积下来的财富也即将“见底”。为了实现财政创收，武帝任用商人为官为政府敛财，实行了一系列国家垄断经营措施，如铸币权收归国有、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等。
政府与民争利，是社会市场经济自由度降低的开始。一旦市场失去良性竞争环境便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全国不同地方的土质、气候等情况不同，农业生产工具一般都会带有“因地制宜”的特性，而铁器官营后，确实可以提高铁农具的质量，却严重脱离了生产实际。加上在政府尚没有足够的经验来进行调控的前提下，所有垄断产品的价格又都是由政府而非市场来规定的，这就使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逐渐失去活力。之后虽有政策上的反复，但总的格局和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些弊病造成的财政问题一直延续到东汉。
最终灵帝在行政机构低效及财政短缺的双重压力下，开始设置州牧一职担任地方的总管，州牧集政权、财权、军权为一体，本意是为了加强行政效率，更好地集中地方资源进行调配，最后却不可遏制地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在灵帝驾崩后不久，大将军何进联合袁绍欲除掉宦官势力，却给了董卓进京的机会，由此掀开了汉末三国纷争的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