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一个陪嫁丫鬟蜕变成顶起梁家半边天的女人，她的世界里由始至终都只有家人，她甘愿化作春泥，无言无声地爱着丈夫和孩子;她甘愿化作大树，忍受无尽风吹日晒，为孩子投下树荫。她就是梁启超的第二夫人：王桂荃。
她是六个孩子的生母，却没人喊她一声妈
王桂荃原名王来喜，盼望孩子一生喜气，是标准的乡下儿女的名字。但她的童年身世却非常悲惨，4岁时父亲去世，忍受继母虐待，做丫鬟被转卖了四次，后来作为陪嫁丫鬟跟随李蕙仙来到梁家。那时的她已经十几岁，因为平时伶俐勤快，很受梁启超夫妇的喜爱，甚至让她管理家中财政。梁启超嫌来喜这名字太过俗气，还亲自为她改名为桂荃。名字变得贵气了些，王桂荃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机。
李蕙仙同梁启超的婚后生活幸福美满，但李蕙仙却始终没有生下一儿半女，直到6年以后才迎来第一个儿子。为了梁家香火旺盛，后继有人，梁启超在李蕙仙的主持下与王桂荃圆了房，后来王桂荃为梁家生下了四儿两女。尽管如此，身为维新运动领袖的梁启超，却因为纳妾违背了自己“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准则，不仅没有给这个陪嫁丫鬟恰当的名分，甚至要求自己的儿女们叫她“王姑娘”或者“王姨”。六个孩子的生母王桂荃对此毫无怨言，仍然默默为这个家庭操持，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女。孩子们也极为亲近王桂荃，不顾父亲的忌讳，他们喊李蕙仙“妈”，管王桂荃叫“娘”。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1924年，李蕙仙因乳腺癌去世，梁启超悲痛欲绝，王桂荃百般安慰，悉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真正成了家里的主心骨。5年后，梁启超也因为肾病和医疗事故与世长辞，去世前他满怀愧疚地将孩子托付给她，王桂荃快哭成了泪人，坚定道：先生放心，孩子们还有我呢!
梁启超并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却将9个孩子托付给王桂荃。办理后事又用掉了不少钱，家庭经济紧张起来。王桂荃为了维持全家生活，将气派的旧楼卖给了天津富商，自己也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
在梁启超、李蕙仙去世以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以一个女人柔弱的肩膀，艰难而又坚决地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任。9个孩子，个个都是她的心头肉，舍不得打，舍不得骂，她每日都督促他们用功读书学习，碰到他们做错事情也只是温言细语地教育他们改过。她身上的善良、朴素和坚强，也默默地影响着孩子，成为他们的人生信条。
梁思成对他的生母感情不深，对娘却是十分尊重并关心她。他常常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 女人。”他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蕙仙还在气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1941年，王桂荃变卖家产、向朋友借贷，为儿子梁思礼凑齐400美元送他出国，梁思达去了云南，梁思宁参加了新四军，同年，她又把儿子梁思礼、女儿梁思懿及其新婚夫婿送上了去美国的船。
子女们一个个离家、成才，家里空落落地只剩下王桂荃孤零零的身影。她是孤独而又幸福的，家中再没有往日的喧闹和幸福，但万幸，这次也没有辜负丈夫的嘱托，孩子们都已经成长为非常优秀的人。
9个子女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三子梁思忠，是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军官，参加过淞沪会战;次女梁思庄是我国图书馆学专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投身新四军。当年梁思成学建筑，梁思永学考古，梁思忠学军事。她曾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晚年孤独离世，她没有怨言
1949年中共执政前夕，小儿子梁思礼与姐姐梁思懿同船回国，无法获悉他们确切归期的王桂荃每日在码头殷切守望，足足等了半个月。独自生活了8年，此时的王桂荃已然白发苍苍，热泪盈眶地拥抱着日夜牵挂的儿女。
晚年的王桂荃依然生活朴素，每天早早起来打扫院子、清理房间，有时还要照料孙子孙女。她自己的吃穿都很节俭，但对儿孙们和亲友却非常大方。1968年，83岁的王桂荃因肠癌孤零零地离世，子女们都没来及见到他们娘亲的最后一面。
她无怨无悔地为梁家献出了自己的一生，爱他们爱得用尽全力、轰轰烈烈。 她一直活得很平庸、很卑贱，每天只忙着柴米油盐、鸡毛蒜皮，但在孩子们眼中，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折射出了女性身上永恒的光辉：善良和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