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河不停的流淌，历史在不停的发展，让小编带大家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那刀光剑影的年代，看看宋神宗的故事。
神，这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是慎用的，毕竟在封建时期，人是信神的，皇帝是天子，顺应天意，下达天意，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两位皇帝的庙号含有了神，一是宋神宗，二是明神宗，相比宋神宗评取庙号的纯原创，明神宗这个庙号感觉就有点按图索骥了，那就是—明神宗，为什么这么说呢?宋神宗时支持王安石变法，引起税制改革，对以后的王朝税务法的制定都有影响，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他一手支持起来的，而明神宗时期，也有张居正改革，但是历史上，明神宗其实不管事的，甚至二十年不上朝，那这万历中兴，变法改革，就主要是张居正主持，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明朝文人按图索骥取庙号了。
今天就主要了解了解宋神宗，他到底做了什么，让宋朝 的文人给他特立独行的取了"神"这个庙号呢?
不得不说宋神宗是站在北宋历史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他所接手的是一个"贫穷"的帝国——政府很穷，百姓很富，政府财政赤字严重。面对这样的窘境，宋神宗必须有所动作，更何况，宋神宗是一个"汉武帝式"的人物，雄心壮志。也正是因为他不甘平庸，不甘落后，才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变法，旗鼓张张的对外用兵。
上面说到，他接手的朝廷是贫穷的，百姓是富裕的，再加上宋朝前几位皇帝的官制问题，冗兵冗官严重，这些人都要有俸禄，从而财政赤字严重。但是皇帝要施展抱负，使用才能，不能没钱啊，钱从哪来?
宋神宗很郁闷，不能接受国库没钱的现实，他必须有所行动，但是，怎么行动才有效呢?
司马光给了个办法"很简单，省着点花"
宋神宗摇摇头，省着点花，不是不行，但是这样子，日子就要过得紧巴巴的，朕可不是只要日子能过下去就能满足的，朕要对外用兵，需要大笔大笔的军费!
令宋神宗高兴的是，想什么来什么，过了一段时间老天就把王安石和他的新政派到他面前了。
和司马光不同的是，王安石如何帮皇帝理财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深知，老百姓的钱不能动，那是皇帝这条船行万里的关键，那谁的钱能动?王安石注意到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现实——国库里没钱，但是老百姓有钱啊。是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商业税超过农业税，可见北宋商业的发达水平。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商人。但是强加商税就会抑制商业发展，纯属杀鸡取卵，赚的是快钱，那怎么办?王安石敏锐的想到，市场经济这么发达，大量的财富在民间市场中流来流去，假如政府也参与商业活动，岂不是就可以让一部分财富流入国库吗?
宋朝商业富庶
于是，王安石很得意的对司马光说：民不家富而国用饶!政府是从商业活动中牟利，并没有增加老百姓的税收啊!
市易法也差不多，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的低价收购你的货物，再回去报假账。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商人们也穷了，政府富了，那些负责采买的官员更是发家致富了。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
这和最初想的完全不对头，最后只能宣告失败。变法把北宋王朝拖入"党争"的漩涡，朝廷空前分裂，一边是"熙宁新党"，但除了王安石，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可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带着一群来路不明的人在办事。另一边是"保守旧党"，非但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社会精英，还有韩琦、文彦博这批范仲淹改革旧臣。期间起了各种政治案件，如大名鼎鼎的"乌台诗案"苏轼流放。
新政党争产生的元佑党籍碑
那究竟是王安石变法错了，还是宋神宗富取于民错了?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2、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
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
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
3、宋神宗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
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4、政策执行不力。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贪污问题了，上面为了富国急得团团转，下面持续吸着民脂民膏。
最后用同为"中兴皇帝"光绪的一首诗结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