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了解：古代江湖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古代真的有江湖吗，真的可以快意恩仇随便杀人吗?
答案一定是——非也。
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和史学等等，总之一切有关“人”的研究都证明——人，是社会动物。
所谓“社会动物”，一是说所有人，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二是说，凡是人，都具有社会性。
换个角度说，人，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元素;社会，是由人结成的一张“大网”。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叫埃尔曼.塞维斯，他有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即，人从一开始，就是群居的。而群居的人群，由小到大最后形成了国家。这个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游团—部落—酋邦—国家。
中国的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毕生着力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及发展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起源，经过了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三个阶段。“三代”之前是古国阶段;三代属于方国;秦汉进入帝国阶段。中华文明，是在古国阶段就具雏形的。
中国现在的绝大部分人类学、考古学和史学学者，亦将“国家”初步形成，作为“文明”形成判定标准。
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同这一观点。良渚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为“典型的城市文明”，是很好的例证。
绕了一个大弯儿，想要说明的是，比如在中国，自“古国”开始，这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当时的人，已经被“编织”进“古国”这样的“大网”里面了。在此之外，并不存在“江湖”这样的“平行宇宙”。如果说“平行”，那也是另外的“古国”“方国”或“帝国”。
那么7000年之前呢?从约距今9000-8000年的舞阳贾湖遗址看，现在尚难确定其时是否已具有“国家”的雏形，因此被称为“新石器时期文化”，但龟甲刻符、骨笛、稻作遗存等等遗存，证明其已具有不少“文明社会”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当时仍属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邦”社会形态，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也是生活在这样的“小网”或“中网”中的，而不可能另有一个“平行宇宙”的“江湖”，任人们“快意恩仇”。
再往前，就是“旧石器时期”了，可以不必说了吧。
可是，怎么就出来了个“江湖”说法?
中国最早创造“江湖”一词的，大约是庄子。
《庄子.大宗师》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呴(xū)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庄子说，泉水干了，鱼们困在在陆地上相互依偎，靠大口哈气取得一点湿气，各自用口水滋润对方。“不如相忘于江湖”的理解不同，有说庄子的意思是讲，(尽管这样很高尚)，还是比不上在江湖之中相互不记得更好;亦有认为是说就把过去在“江湖”里的生活忘了吧。
但无论庄子是何意，这个“江湖”，指的都是“江河湖海”之水域。
这是“江湖”一词的本义。
《史记.货殖列传》：“(范蠡)乃乘扁(piān)舟浮于江湖。”司马迁，亦在本义上使用“江湖”一词。
后来，“江湖”含义，有所引申。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竺法汰》曰：“与道安避难，行至新安，(道)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临别，谓(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望矣。’”
这里的“江湖”，既包含庄子之原义，但更多的是泛指“五湖四海”的“各地”之义了。
唐朝，“江湖”有了“社会底层”之义。
杜牧《遣怀》诗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比杜牧稍小几岁的李商隐，在其《赠郑谠处士》诗中云：“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寒归山观随棋局，暖入汀洲逐钓轮。越桂留烹张翰鲙，蜀姜供煮陆机莼。相逢一笑怜疏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这大约是“浪迹江湖”一词的最早出处。不过，也用上了《史记》中范蠡的典故。
宋朝，“江湖”成了与“朝廷”对称之词。
范仲淹《岳阳楼记》云：“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庙堂”，指“朝廷”;“江河”，则指“民间”。“庙堂之高”，指天子位尊;“江湖之远”，则云介民人微言轻。
南宋，还形成了一个“江湖诗派”，由南宋钱塘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诗歌总集而得名。其主要以功名不遂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人构成，如刘过、姜夔、敖陶孙、戴复古、刘克庄等等。
至此，似乎“江湖”，就是一个与“朝廷”共存的“平行世界”。
这种变化，为后来清朝的“侠义公案小说”奠定了重要基础。
自古以来，逐渐发展的对“侠”和“狭义”之崇拜，对“江湖”成为“朝廷”的“平行世界”，作用甚大。
《说文》曰：“侠，俜(ping)也。”又曰：“俜，侠也。”段玉裁《注》：“轻财者为甹，然则甹俜音义皆同”。又，“立强于世者为游侠”。
概括地说，古人认为的“侠”，就是重义轻财，不畏强权，力折公侯。
《战国策.齐策》所载之“齐人有冯谖者”，应该是“游侠”的最早记载。
《史记》有《游侠列传》。司马迁还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译成白话的大意是——
韩非子说：“儒生以其经典来破坏法度，侠士则以勇武来违犯法令。”他对这两种人都加以讥笑，可儒生却多被世人所颂扬。至于以权术谋取得宰相卿大夫权位，辅佐天子，功名都被记载于史书中，这没什么可说的了。而像季次、原宪，是平民百姓，用功读书，秉持特立独行的君子德操，坚守道义，不与世俗苟合，世俗之人也讥讽他们。所以，季次、原宪一生住在空空草屋之中，着粗布衣服，粗饭也吃不饱。他们死了四百余年，而其世代相传的弟子们，却从不倦怠地怀念他们。现在的游侠者，其行为虽然不适合道德法规的准则，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敢决断，有诺必应，以示诚实，肯于牺牲，去救助别人的危难。经历了生死存亡考验，却不自我夸耀，也羞于宣扬自己功德，大概这也是很值得赞美的地方吧!
司马迁接着说，况且，危急之事，是人们时常遇到的。太史公说：“以前虞舜在淘井和修廪时遇到了危难，伊尹曾背负鼎俎当厨师，傅说亦藏身傅岩服苦役，吕尚也在棘津遭困厄，管仲曾经戴过脚镣手铐，百里奚曾经喂牛当奴隶，孔子曾经在匡遭拘囚，在陈、蔡受饥困。这些人都是儒生所称扬的有道德的仁人，尚且遭遇这样的灾难，何况是中等才质而又遇到乱世的人呢?他们遇到的灾难怎么可以说得完呢!”底层的人有这样的说法：“何必去差别仁义与否，已经受利的就是有德。”所以伯夷以吃周粟为可耻，竟饿死在首阳山;而文王和武王却没有因此而损害王者的声誉。盗跖和庄蹻凶暴残忍，而他们的党徒却歌颂他们道义无穷。由此可见，“偷盗衣带钩的要杀头，窃取国家政权的却被封侯，受封为侯的人家就有仁义了”，这话并非虚假不实之言。
他进一步说，现今拘泥于片面见闻的学者，有的死守着狭隘的道理，长久地孤立于世人之外，哪能比得上以低下的观念迁就世俗，随世俗的沉浮而猎取荣耀和名声的人呢?而平民百姓之人，看重取予皆适合道义、应允能兑现的美德，千里之外去追随道义，为道义而死却不顾世俗的责难，这也是他们的长处，并非随便就可做到的。所以读书人处在穷困窘迫的境况下，愿意托身于他，难道这不就是人们所说的贤能豪侠中间的人吗?如果真能让民间游侠者与季次、原宪比较权势和力量，比对当今社会的贡献，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总之，从事情的显现和言必有信的角度来看，侠客的正义行为又怎么可以缺少呢!
太史公的话说得有些长，但讲的道理太棒了。
可以说，《战国策》提供了“游侠”的原型;司马迁建立了“游侠”可敬的“理论根据”，并提供了“侠义小说”的“范本”。
汉代以后，就不乏“游侠小说”陆续出现。至清朝的“狭义公案小说”，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李公案》等等。
就此，“江湖”也正式成了与“朝廷”并存的“平行世界”，尽管这些小说中，都是游侠被名臣大吏的“清廉刚正”所折服，保护辅佐其铲除奸逆、除暴安良。
现代武侠小说摒除了“公案”部分，“江湖”平行和独立性就更强了。
题目所问“古代真的有江湖吗，真的可以快意恩仇随便杀人吗?”其实就是受这些小说影响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