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前的历史，其实真相很难弄清楚。例如“焚书坑儒”这件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首先是与“坑儒”有关。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振臂一呼，轰轰烈烈的秦末大起义拉开了帷幕。秦二世收到汇报后，随即召来朝廷里的“博士诸儒生”商讨。
秦朝的“博士”是一种官职，它沿袭自战国，负责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书籍典章，还兼编撰著述、传授学问，主要由那些学识渊博的儒生担任。秦朝统一后，秦始皇就跑到儒学风气浓郁的鲁地，挑选了70个尤其出类拔萃的大儒担任由朝廷供养的“博士”，秦二世也延续了这一做法。
此时遇上大规模叛乱这种帝国头等大事，秦二世会想到召集这群人咨询，可见那时的儒生并非没有政治地位。
但这次会议的结果却让人哭笑不得。
一听说戍卒造反，这几十号人的反应相当一致：“反了反了!当臣子的不能聚众，聚众就等同于造反，此乃十恶不赦的死罪啊，请陛下马上发兵攻打这些刁民!”
看到这番话我们无需吃惊，毕竟在维护君权这方面，儒、法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教是有条件的，起码得符合“君君臣臣”的原则;违反了君臣尊卑，那就是僭越，是会被人道毁灭的。
但秦二世并不领情，他的反应是“怒，作色”。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仁慈、不忍心镇压，而是在他看来，自己乃一代圣君，帝国内怎可能有人造反?你们这些儒生是往朕的头上扣屎盆子!
有个名叫叔孙通的准博士(还没转正)非常机灵，眼看形势不对，他立即走上前，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大拍马屁，诸如秦二世是明主在上、帝国法律完备、人人安分守己，陈胜之流不过是一群小打小闹的盗贼罢了，根本不需大动干戈。
这下秦二世舒坦多了，他不仅对叔孙通大加赏赐，并且还破格让其转正、成为正式的博士。至于镇压义军，姑且别太在意。
于是，叔孙通为了让自己脱身而胡诌的论调，在客观上淡化了起义的严重程度，戏剧性地为给当时的反秦势力帮了一个大忙，秦国的快速灭亡，他居功至伟。
当秦朝灭亡后，叔孙通带着100多号儒生机智地投奔了汉王刘邦，继续当他的博士。后来，他一手为汉朝制订了朝仪，迎合了刘邦彰显权威、加强皇权的需要;还因出色表现逐渐官至太子太傅，为维护刘盈的太子之位出了不少力。刘盈即位后，叔孙通又负责制定了宗庙仪法及其他多种仪法，因此被后来的司马迁尊为“汉家儒宗”。
通过叔孙通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在所谓的“焚书坑儒”事件之后，仍有大量儒生活跃在秦朝廷，甚至担任了秦始皇、秦二世贴身顾问的角色。如果真的发生了大规模坑杀儒生的惨案后、双方还能如此和谐，显然不符合逻辑。
因此，所谓的“坑儒”，其实并不是坑杀儒生，结合史料记载就能得出真实的结论。
“儒”这个字眼，在先秦时期不仅仅指代孔孟学徒，还常用来泛指有文化的人。毕竟那时候的文化普及率很低，大部分流派最初的知识体系基本都源自儒家，用“儒”来指代读书人也就顺理成章。
至于秦始皇坑的“儒”，用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基本上属于文化人中的败类。
在战国时期，盛行“躺平”的齐鲁等地出现了一股风潮：追求养生。于是，一群鼓吹炼丹吃药可以长生不死、声称能够上山下海求仙的“术士”兴起了，他们忽悠了众多权贵、富豪慷慨解囊，赚得盆满钵满。当然了，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这玩意说白了就是诈骗、洗脑。
但越是成功的帝王、越希望自己能再干五百年，秦始皇也着了这些人的道。徐福、卢生、侯生等方士把胸脯拍得砰砰响，表示一定能搞到长生不老药。然而，在拿到秦始皇支付的巨款后，他们没法完成任务、提交产品，这可咋办?
四个字：反咬一口。卢生、侯生等人在背后痛骂秦始皇，声称他刚愎自用、贪恋权力、迷信法律，不是个好人，所以不配得到长生不老药。骂完之后，他们携款潜逃。
很显然，这一举动的本质就是——眼看骗术要被戳穿，于是找个与此毫不相关的理由对客户进行人身攻击，以此为自己的无能开脱;退一万步说，秦始皇的上述做派不是一天两天了，既然他这样的人不配得到灵药，当初收钱时为啥不提?
这就是诈骗。秦始皇勃然大怒，把咸阳城内的术士们一股脑地抓起来拷问;这些人哪里见识过朝廷的手段?于是互相揭发、举报，受牵连的越来越多。最终，秦始皇从他们之中圈定了460个，一律活埋在咸阳城外。
所以结论就是，所谓的坑儒，实际上是秦始皇报复那些诈骗、辱骂自己的方士、术士，并不是针对研习孔孟之道的儒生。上述的460人中也许会掺杂零星儒生，但他们遭殃的理由跟研修儒学绝无关联。
至于“焚书”，则可以从西汉时期的“今古文之争”管窥一斑。
所谓今文，就是汉代起盛行的隶书;古文，则是之前的篆体。
汉文帝时期，西汉朝廷广开献书之路，许多老孺根据记忆复述儒家经典，随后用隶书记录成书，这就是今文经;
后来，逐渐有许多人从家中的墙壁里挖出了当初祖上埋藏的经书，它们都是用篆体写成，所以也叫古文经。
但在实际上，今文经、古文经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两者之争的本质就如钱穆所说：“看起来是争今古文，实际上是争利禄，争立学官与博士弟子，非真学术之争也”。
这一事件侧面透露出一个事实：秦朝确实开展了焚书行动，所以那些士子才不得不费尽心思把经书砌在墙里。
不过，我们还是要更加客观地看待“焚书”的起因与本质。
公元前213年，秦朝廷的一些博士指责当时正推行的郡县制，说它不符合先王圣制——分封制，危害极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秦始皇下令百官讨论这一课题，丞相李斯痛斥儒生厚古非今、诽谤国政，对抗君令、蛊惑人心，对政权稳定有极大危害，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对于以前的史书，只保留秦国记载的，其他各诸侯国编写的史书一律焚烧;
除了朝廷的博士之外，其他人不得私藏《诗》、《书》，否则弃市;30天内不烧书的，脸上刻字、罚去修城墙;
医药、占卜、种植等书不再焚烧之列。今后秦朝奉行法令，想从事这一行当的，找各级官员学习。
之所以要烧东方六国的史书，是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对秦朝不利的记载。因此，由于史料被大规模清除，后来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受到了巨大影响，甚至还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现象。
至于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范畴的书籍，是只烧百姓手里有的，不烧朝廷保管的，目的很简单：压制不同思想，实行愚民政策，让百姓们头脑简单，更容易接受管束。
其实这并非李斯首创，而是法家的一贯主张。早在《管子·法禁》中就强调：
故有国之君，茍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
一国之君如果不能统一士人的思想，国家政策将无法得到执行，最终将会危及政权的安危。
无独有偶，《韩非子·问辩》中也提出：“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与法令不吻合的言行必须加以禁止。
因此，秦朝的焚书令，不过是法家一贯主张的落实而已，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思想、维护大一统政权的稳定，跟“毁灭文化”不能划等号。后来西汉建立后，很长时期内也延续了秦朝的"挟书律"，直到汉惠帝时期才解除。
做个总结：封建帝王坑杀诈骗分子，在如今看起来过于野蛮，但放在封建皇权时代其实谈不上惊世骇俗，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好事，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鼓吹“长生不老”的歪风邪气消停了不少;
至于焚书，用今天的视角来看那自然是极不可取，指望用愚民政策强化统治，无异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用现代标准来要求几千年前的古人，是不是过于严苛?
